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I

秦晖

“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与“界定式私有化”

在中国的体制下，无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旦要搞，就是铁腕推进，很少顾忌。就在中国许多著述者还忙于批判中东欧的“激进改革”(已成为贬义的“休克疗法”），左的嫌其太自由主义，右的嫌其太平民主义)时，许多让中东欧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已经在这里静悄悄地或轰轰烈烈地进行。

中国的“乡企转制”运动可以让人见识什么是中国式的“休克疗法”：江苏江阴市在1996年年终提出“明年九月底前结束所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这样的气魄绝非绝无仅有，吴县市也在1996年提出“加快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要求“由点到面、整体推进”，“花一年或稍长一段时间，完成乡企产权改革”。此外当时的文件还明确规定转制的形式：过去的租赁制、承包制，乃至这两种制度的改良形式风险抵押与资产增值承包，甚至“产权仍不明晰”的股份合作制，在此次转制后都应消失，以彻底明晰产权，为此不惜废除执行中的合同：“有些租赁、承包企业，虽期限未满，但具备改制条件，同时又出于镇村改制工作需要，可经协商，提前结束租赁、承包合同”进行改制。而且改制中要一步到位地“鼓励企业经营层持大股，在经营层中又鼓励企业法人代表持大股。”

这种要在一年内乃至九个月内一举改变产权并且彻底落实到具体老板的气势，真有点让中东欧的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最“激进”的方案也为之汗颜。但是民主制的中东欧人办不到的事，寡头制的中国人却可以办到。以后人们就发现，“乡企转制”不过牛刀小试，大城市的国企改革很快有了更惊人的动作：

1999年11月30日，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29号文件），要求“界定产权”，实行“两个置换”--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让职工走向市场。2000年1月29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简称3号文件），就上述转制原则具体明确了政策。在两份文件的催动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在长沙轰然启动。四五月间，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6%、21%、32%。此举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靓女先嫁”：这是三家效益好、规模大，通常被认为“没有改革必要性”的大型企业。而此次转制来势之迅猛也极为罕见。“通大”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便走完了“置换”的全部关键程序：员工购股、身份“置换”、召开首届股东会、员工重新招聘。“湘江涂料”、“友谊阿波罗”也“以相似的速度驶过了这条股改快车道”。此举迅即引起连锁反应：包括上市公司“九芝堂”、公用事业市自来水公司在内的11家企业，又向政府提出了“两个置换“的改制申请。

据认为，此次转制最惊人的突破在于它确立的产权“界定”原则。按1999年期末会计报表，这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1亿元，“如果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置换'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按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产权”原则的指导下，“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100%变为20.53%。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7000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1500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50%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500万元“买断”其中的1000万。只剩下500万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新公司总股本6000万元，其中国有股只占8%左右；社团法人股占7%，社会法人股占3%，职工个人股占80%。

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而在此进程中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长沙市特别强调：这次改革，要确保经营者能持大股。29号文件和3号文件都对改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作出规定：在股本设置时，要向经营层倾斜，鼓励企业经营层多持股、持大股，避免平均持股；鼓励企业法人代表多渠道筹资买断企业法人股，资金不足者，允许3-5年内分期付清（亦即可以以未来红利冲抵）。在以个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可将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优先划转到企业经营层个人的名下，实行贷款转股本，引导贷款扩股向企业经营层集中。于是通过改制，3家企业的经营者都持了大股。经济学家就此接受采访说：经营者持大股突破了我国股份制改革一向对“均势股权治理结构”的追求，避免了新的“大锅饭机制”。典型的经营者主导模式必将导致企业治理结构的一场大革命。

显然，“长沙案例”最基本的机制既不是“卖”也不是“分”--“国有”的资产并没有分给国民。而是“界定”！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由于国有资本存量太大难以卖掉，就干脆采用划拨方式径自将其从“国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这种类型的改革堪称为“界定”式的改革。这一“界定”只把17年前的或企业创建时的初始投资算作国有，而以这些投资为本滚动产生的“积累”都被“界定”为内部人（“企业集体”）资产。这么一“界定”，80%（以“湘江涂料”为例）的企业资产便从“国有”帐上消失并转入内部人手中，再经“优惠”赎买，余下的20%国有资产比率又缩水成了6%，连同未进入新企业资本帐内而是上交财政的赎买金，共为12%。亦即88%的原来人们心目中的国有资产“在10天左右时间里”都被大笔一挥“界定”掉了。试想如果这四家企业是民间公司，董事会会在“10天之内”便把88%的产权让予别人，仅仅因为他们作为雇员干得还不错？如果这些企业是做出“界定”者自己的公司，他们还会这样“界定”吗？

这就是产权改革中的一个悖论即“卖方缺位”：产权改革不管是“卖”还是“分”，形式上都可以说是交易行为。但产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产权可交易，如果产权已经可交易，何必还要改革？如果产权不可交易，又怎样改革呢？从逻辑上讲，要交易必先有“卖方”，而卖方就是原所有者。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政府只是看守这些资产。但如今条件下产权改革却是一场国民无法参与的“看守者交易”，其目的就是要产生“卖方”。然而“卖方”既尚未产生，“交易”又从何进行？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他们来交易；二是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而这就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中东欧国家的改革失误很多，但至少在合法范围内还是遵循这两个规则的。然而在中国，“看守者交易”无需授权也不受监督，因而在合法范围内也不存在这两个规则。这就是“分”与“卖”之外的“界定式私有化”能够进行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说中东欧经济转轨“姓资”而中国经济转轨“姓社”，或者说前者“激进”而后者“渐进”，都是十分浅薄之论。中国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前引《中国经济时报》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工人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农民被禁止“非法上访”，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老板们（尤其是外商、台港商）可以自办商会，工农却不能自办工会农会，官办工会形同虚设而农会则连官办的也没有，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