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III

任剑涛

　　 主义的大学：新北大的样式

　　 在大学的改造过程中，北京大学逐渐具有一个与旧北大不同的样式。

　　 首先，这与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关。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两个意思，一是北大本身的改造是整个大学改造的重点；二是在大学改造的重大举措——院系调整上，北大是把文科主要学系的知名学者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大学改造的汇聚性直接在此得到体现。其次，这与北大的官式定位的变化有关。北大在“旧”中国就已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五四以来北大与中国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关系，北大人物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都会使人对北大办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同样关注。假如再契入政权交接后新政权执掌者自然而然的权力敏感，对一个与学界政界有深厚渊源的机构的定位，肯定会动手术的。表面上看，在大学改造中，清华大学似乎被削弱了，北大则有加强。前者的文科整个被端掉了。名家大多到了北大。究其实，按新政权执掌者的思路，大学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理工科可以为稳定政权提供实际效益，而文科则对之毫无贡献。就此而言，加强北大是其表，削弱北大是其里。北大文科力量的加强，只是为了表明新政权的开明，表明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存在而已。加上文科迅速被新意识形态完全改造，大学的主义由于文科的变形或特殊化的消失，这一定位对政治稳定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再次，这与北大集中人文社会科学界领袖人物易于“管理”的高教管理新模式有关。人文学术需要广泛的力量来支撑，需要各有其氛围的特殊环境来支持不同取向的人文立场。人文学术与集中化管理是不相融的。因为集中意味着对人文取向多样性的否定，而缺乏多样性，人文学术的自由生长就难以期望。大学的改造中，集中人文学术力量的政策思路，恰恰对此有敏锐的直觉。因而，当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维理路的学者，因为政治的理由一下子集中到一起时，自由地发挥其学术思想的土壤失去了，就只有服从政治化改造的一个官式思想，以政治稳定为由，学习新意识形态理论，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对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检讨，表明自己的政治认同感。一旦政治成为人文学者考虑问题的轴心，那么大学学者以学术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就完全被限制住了。有关方面管理大学事务就不会太困难了。

　　 动态地看，新北大的样式确实与以往不同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一是融入了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变成为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混合体。尤其是完整的执政党的党委建制，在大学运转中发挥着完全权威的作用。远远将大学的行政当局与大学的主体——教授二者的作用抛在后面。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在仪式庆典上，党委的排位与作用都被突出出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有：前者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事件，与文革时期具有代表意识形态发言的“梁效”班子。后者是北大党委书记的排位总在北大校长之前，而庆祝北大建校百年如此重要的庆典，也由党委书记来主持。与此相关，大学的人事体制也限定了校长与学者的互动机会。党管干部，使得校长的人事权几乎荡然无存。校长影响力的下降，意味着学校行政当局对大学的办学自主已无能为力，只有听命于党和政府指令的份了。联系起来看，北大校领导的部级行政定位，也是将大学纳入一个易于管理的行政体制之中的一个举措而已。这些因素加上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外部原因，北大的行政机关性质愈来愈强、现代大学性质相应却有所减弱。当这种转化投射到大学体制上时，便体现为本应成为大学主体的教授却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教授无法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仅仅成为单纯的教学人员而已。

　　 二是大学教授的处境日益发生转化。一方面，技术化取向成为北大的新办学方向；50年代后的北大，尽管一度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但是文科一直呈衰颓之象。相反，理科的崛起令人注目。理科教授长期主理北大校政的局面，是使得大学的技术化取向完全盖住了大学之成为大学的人文化特征。而党和政府对理工科倾斜性十分明显的投入，也使得理工科获得的、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成果，盖住了难见当下效益的人文学科的论著的影响力。以往，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大1998年专为
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 “留给昨天”的“辉煌”，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博学对大学以及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他们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或者，这类学者就是具有深厚学养，却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学者。他们的观念


是对意识形态的文明性、学理性反刍。而他们得以出台发挥不足道哉的影响，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文科的点缀之必不可少。老北大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大的理工科领骚，多少都示人以北大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前者的典型是因于北大方正的业绩而声名鹊起的、而成为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知名人物。后者的典型则是因为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他连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刊于具有全国性广泛影响的一家知名刊物上，引起有关方面的紧张，限制其发行。

　　 三是大学的社会介入方式总是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支撑点，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总是在学术之外的政治敏感与个人生活上打圈。就前者而言，50年代后的北大，与当代中国体制化政治的紧密关联，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就后者而言，北大与非体制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直接纠结，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北大是否介入某一政治论证活动或政治抗议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变数”。从后起现代国家来看，大学成为变化社会的变革要求的表达者，本不奇怪。但大学给人的期望，大多滞于政治期望的表达，对大学的健全发展，弊总是大于利的。这增加了大学的浮躁、降低了大学的沉稳，以及大学对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终于成为一所主义的大学。所谓主义的大学，是指大学相对于政治经济体制化运作而言的自由性、独立性、批判性、包容性、理想性、超脱性丧失之后，大学成为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的制造与传播之所。大学，仅仅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存在而在。它的特殊功能与它的运作原则被隐匿于它的普同性政治功能与它的准行政机关运行方式后面，它作为学术旗帜的象征意义也隐匿于作为政治变迁的象征意义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