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II
 

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II

任剑涛

   大学的改造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这既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大学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新政权的努力目标是有惊人诱惑力的: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文化上新锐。总之,一切旧的东西都要进行改欤?将其变为全新的东西。它要与旧的社会彻底决裂。它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前所未见的,因而,开创性与革命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社会整体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

   通常说来,社会改造工程的进程是由稳定政权到发展经济、再到思想文化整合。到1952年,对于新政权而言,政经大局已定。对思想文化的改造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思想文化改造,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政经一统进于思想一统。二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依附机构加以改造,以便使得各种社会机构为新政权服务。三是对全社会进行系统的规划,以革命性姿态进行新的社会重造。就第一点来说,1949年建国的新政权,在甫接掌全国政权之时,执政党的领导人就敏锐意识到这一点。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放映后引起反响。执政党领袖意识到有了思想改造的适当契机。因为对新意识形态而言,武训所代表的恰恰是与其抵触的唯心史观。文化界、教育界对之所持的态度,体现了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为此,以灌输新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对思想文化界(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的改造运动,揭开了序幕。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言论。周在政治腹心的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学习会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而毛则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首先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接下来,共和国领袖们的指示变成为知识界教育界改造的正式政策。是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与组织改造结合起来。第二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学致力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便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定。

   但是,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而言,不单纯是几个文告和几次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从社会进程的经验事实来看,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稳定,还依赖于对旧的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改造,才能加以强化。从共和国创立至1952年,新政权对此是有敏锐的自觉。因此,1949年底,便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并以此为起点,采取了四个重大的步骤,使得大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其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和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二是进行学制的改革。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以苏联模式作为教育改革和全局设计的样板。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
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经过这样的布局,新政权便从政治统治者、经济控制者,进一步成为思想引导者。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再通过对自身的整顿,对社会各个环节的改造,已经可以大气派地宣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确实,就政经视角观察,上述三部曲的完成,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意味着它对权力的牢固控制。在这点上来说,它达到了空前的成功。也必须承认,以大学对于它的有用性而言,它对大学的改造是成功的。起码说来,一个政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有效约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成功过。大学作为一个在贫穷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双重机构。这在整部大学史上,也还是开创性的。

   至此,大学的改造可以说已经完成。从外部讲,新的政经体制已经稳定,而且新政府的建构取向是全能的。这意味着新政府不单要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也要对经济进行全面的重整,还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约束。全能政治的形成,使得处于政治经济边缘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政经一统的轨道上来。一切与社会生活关联的因素,都将被组合进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大学,自然无法再期望保持自身应当具有的基本性质。它不得不从被迫到自动地融入全能政治体系之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从内部讲,新的大学运转体制的建立,使得大学的学术自主性退居第二位,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全幅主导大学运转
的第一位的高度。与此相关,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传授知识的主导功用也发生了变化,而传达与执行党的意志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大学由此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属于党的意志的学术,这包含着为实现党的长期任务或当下目标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技术科学,以及为论证党执政的合法性而运转的“社会科学”;二是从属于党的发展所需的后备军培养的教育活动,这包含主导教学的思想政治课程,划分为不同专业、为将来“专业对口”地工作而进行准备的学科教学。前者把大学教师约束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后者把大学学生制造为合模的劳动者。大学的轨道与执政党执政的轨道完全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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