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I

任剑涛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整整100 年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百年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

　　 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后发外生的，这一特性注定了一切“现代的”东西进入中国，都得有一个思想上的再验证、介入社会运动之时的有用性检验问题，故尔，一种思想是否能在社会变迁中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就与其能否经受得起思想检验与社会筛选直接相关。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需求、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大学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变迁过程中能否显现而出，便要看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大学实践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了自证其合理性的依据。为此，我们得思考大学“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而社会、尤其是社会统治者又想大学成为一个什么模样，从而，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沿上，刻画中国大学精
神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正是窥见中国大学这只全豹的“一斑”。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袒竦昧丝煽康闹С拧Ｒ虼耍?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br> 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大学的主义，是免除了政治压抑、经
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的危险、因而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的教育理念。它不为制造某种牌子的政治继承者运转，也不为获得惊人的经济效益规模化的生产所谓合格的劳动者，更不为发展某种带有霸权色彩的体制化文化提供后备军。它运作于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西方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系统地传授知识的“大学精神”基础上。大学，是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不是尾随政经巨头的“哈趴狗”。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到第三阶段的发展，依托的地域已转移到港台海外。而前两个阶段则都与北大直接相关。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从第二方面来说，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的阵地，但学术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办学的自由主张应当互容，才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真实性。换言之，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立场，与其他思想体系是有差异，并有排斥性的。但自由主义作为教育思想导向，则必须与其他思想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北大由蔡元培奠立的“兼容并包”的办教育理路，正好在后一方面显示了它的自由主义特性。而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在北大宣泄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的自由办学思想，胡陈梁的并在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北京大学能够被人以“标新立异”来述说其引领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荣耀史的基本根据。而这一格局反映为大学体制，就是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既指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学术研究，也指教授对大学事务的自主决定权。这在老北大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大学的主义”可以支配大学，意味着大学自身处于主动的地位。

　　 再就第三方面来分析，北京大学历来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来显示现代大学的独特地位与社会功能。这点可以从三个支点上获得确认：北大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库；是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生活理念的 “生产商”。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北大人士。现代运动，尤其象五四那样影响与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直接发源于北大。而现代生活，即介入公共生活的热情远远胜过对个人一己私情的关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北大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大人那种对社会事务的热情参与，对国家大事、尤其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的关注，对公共政治问题集群性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的主义”之存在的证明。